在圣迭戈,我的美国同事如何对待蔓延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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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圣迭戈,我的美国同事如何对待蔓延的疫情

原创 撒璇璇 三明治

文|撒璇璇

编辑 | 二维酱

发自美国圣迭戈

“感染了又不会死,没事的”

三月五号,我在副总Jessica的办公室讨论完当天要做的数据之后,犹豫着问她:“你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全员在家工作吗?”

她一脸不解地看着我,我赶紧说:“今天圣迭戈又有人确诊了,虽然不在我们这一区,但我有些担心。”

“你哪里看来的有确诊病例?”Jessica的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反问的语气有些凌厉。

我只好解释:“福克斯新闻有报道。”

Jessica听到我真的说出一家新闻的名字才觉得有些可信了。她微蹙着眉头对我说:“怎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想过会发生在我们附近,你懂吗,我总觉得是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我女儿昨天晚上一直咳嗽,几乎是每隔五秒钟就咳嗽一次。我一方面觉得她身体一直都很弱,生病对她来说太正常了;但确实也有些害怕,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还得带她去做CT。”

我盘算着我们两个人中间不到半米、几乎是膝盖顶着膝盖的距离,真心诚意地安慰她:“她会没事的,圣迭戈毕竟病例还很少,没那么容易感染。应该只是普通的感冒吧。”

那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意大利,亚马逊位于西雅图的一名员工被确诊,旧金山早已经出现了第一例社区传播病例……种种迹象表明,疫情在向我们靠近了。可是大家的生活还是很平静,聚餐打球一项不落,所有事情都没有改变。

亚马逊的员工确诊后不久,又传来了微软公司有员工确诊的消息,Google、Facebook这样被我们称为“大厂”的公司陆续宣布员工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洛杉矶的国际机场也发现了新的病例。尽管确诊人数在上升,洛杉矶的一场有两万多人参加的马拉松还是会在三月七号如期举行。举办方说,没有相关部门指示要停止大型活动,并且他们采取了防控措施——措施之一是,来自中国、意大利、韩国和伊朗的参赛者们的比赛资格被推迟到明年。

“心太大了。”我把这则新闻转发给April的时候说。

作为部门里仅有的两名中国人,我和April几乎要成为众人中的异类。当有同事开着玩笑说“谁感染病毒了”的时候,只有我们笑不出来;当有人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说到病毒的时候,只有我和April觉得:啊,你好傻好天真。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担忧,该上的班还是要上,该开的会也依然要开。在公司戴口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增加每天洗手的次数,可是洗到手上皮肤发干不适,紧张的情绪却依然不能缓解。

三月六号,周五,一切如常。在去厨房拿咖啡的路上,April和我分享了她的最新发现:“他们的逻辑是:感染了又不会死,没事的——怎么会有这么说不通的想法!”

“好像是哦,Jessica也说她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反正是年轻人。”

“不会死就行,底线也太低了。”April一边洗杯子一边吐槽。

“可能是真心觉得好好洗手就可以了,咱们公司后勤便携免洗洗手液已经都被人拿光了。”我说,“Matt前两天还开玩笑说洗手液都没了,他要死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我日复一日的期盼里,三月八号,公司的COO终于又发了一封给全体员工的邮件,内容里却只说要求伦敦办公室的同事们在家工作,原因是“有员工直接接触过确诊病例。”邮件读到最后,我把手机一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起来。

“他这个意思,是得等我们有人接触过确诊病例才能在家工作呗。”我没好气地打出来这句话,发给April吐槽。

“可能得等我们有人确诊了才能在家工作吧。”April比我还极端。

其实,在我和Jessica聊过之后,作为我的直系领导,她很明确地表示如果我很担心,可以一个人在家工作。我一再感谢了她的理解和善意,却又完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纠结,自己因为害怕病毒而回家工作会被美国同事当做一个“异类”,会被所有人当做“戏精”,会在老板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可是如果COO发话,要求所有人在家工作,那么我的所作所为都是自然合理的,不再是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在公司呆了两年多,我依然还游离在边缘、没有完全融入他们,否则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顾虑——在这样令人沮丧的自我认定中,我开始渐渐麻痹自己不再去过多的担心病毒,自暴自弃地想:说不定周围已经有人感染,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三月九号周一,美国股市在二十多年后再次熔断。坐我左手边爱投资股票的几个年轻男生们哀嚎了一个早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就因为新冠病毒吗?有这么严重吗?”

“美国还没什么事情,但是意大利那边确诊病例很多了,一团糟。”

“谁知道呢。我上周刚买的股票已经跌了好多了。”

“兄弟你当初要是做空就好了。”

“我11刀买入的某科技股已经跌到3刀了哈哈哈哈!我要再买一点,3刀啊。情况不能更坏了。”

没有人讨论为什么明明看起来不严重的病毒会造成那么大影响,他们似乎更相信这是市场一时恐慌的结果。中国很遥远,意大利也很遥远,在美国出现的少量病例不足为提,西海岸的我们都还很安全,生活可以一如既往的随意。

可我却发现,想闭目塞听、强迫自己不去想病毒都有些难了。每次听到街道上传来嘹亮的警笛声,我都担心是有救护车去拉新的疑似病例;每次听到有同事说最近去了圣迭戈以外的地方,都觉得他们有可能已经接触过了潜伏期的病人;甚至,同事们约好下班后打球,我也觉得他们是在把自己暴露在更多的危险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两个词,完美地形容了那几天我的状态。然而不管再怎么担心,我还是没有勇气提出想要单独回家工作这件事。

自愿选择在家工作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三月十一日,那天晚上新闻相继报道了汤姆汉克斯和犹他爵士队的球员被确诊的病例。第二天一早,股市再次熔断——我看着新闻头条想,当初是谁觉得事情不会更坏的?

和我同一组的Kevin发信息给我和Jessica说,如果可以,他想今天在家工作。

我看着屏幕上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感觉自己的头上顶着一个大写的“怂”字。明明我比Kevin更早担心病毒,但为什么同样的话我就是说不出口。我到底在怕什么?

过了一阵子,Jessica回复说没有问题。

“我女朋友所在的公司已经让他们全员回家工作了,她昨天刚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回来,之后就会呆在家里了。”Kevin说,“戈贝尔和汤姆汉克斯确诊这事儿把我吓到了,事情可能比我想得严重。”

周围的同事们也明显受到了新闻的影响,讨论的话题从股票变成病毒的防控,从武汉封城聊到意大利激增的病例,最后讨论到要不要去大会议室参加突然安排的部门会议。

“政府已经号召大家要保持社交距离了,每个人的间距最好大于六英尺。”坐在我左边的Cam暗戳戳地提议,“去会议室的话每个人肯定都是挨着彼此的。”

“可以不去吗?”有几个人犹豫。

“打电话进去就行了,反正人这么多也是坐不下的。”印度小哥很坚定地说。

“所有的人,都得去会议室!”大概是听到了男生们的讨论,Ariel大声喊了这样一句。她是男生们所在大组的管事人。于是大家乖乖地拿起自己的本子和笔去会议室了。

会议上发言的两位领导只字没有提到全员在家工作的事情,只是讲了一下公司的经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让大家不要担心。结束后同事们有说有笑地走回自己的座位,Kevin在线上发来消息:“他们真的只关心利润而已。”

一个多小时以后,Jessica告诉我们她特地找部门领导请假,从明天开始我们组都可以自由在家工作。由于我们的工作内容相对其他人更加独立一些,我们在哪里办公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三月十三号周五,我照常起床吃过早饭,把笔记本电脑摆在大餐桌上开始一天的工作。那一天圣迭戈的确诊总量还不超过二十个,是一个听起来还算安全的数量。我们照常开着小组会议,照常做之前已经安排好的任务,除了见不到同事们的面,其他的都没有区别。

但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

没想到当天中午,川普在记者会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半个小时后,COO发邮件给全体员工,宣布美国所有办公室的同事们可以“自愿选择在家工作”。

即便知道事态比想象的更严重了,很多同事们似乎依然不认为减少外出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和我同一组的Janella发来消息问我:“周一早上开组会,你要去公司吗?”

“绝对不去。”我回复Janella,她发回来一个“赞”的手势。

他们怎么还是到处乱跑呢

三月十五号,周日,微信群里忽然有人传了一张新闻截图,说圣迭戈的确诊病例一天之内增加了32例。这个数字的增加一点征兆和预警都没有,我原以为圣迭戈是一个平安的小角落,那条新闻却生生把这份想象敲碎了一个角。

第二天一早开视频组会,我们组成员的头像一个个出现在屏幕上,大家问候语都从“周末过得怎么样”变成了“都还健康吧”、“卫生纸够用吗”这样的玩笑。

主管Chris隔着屏幕感叹:“整层办公室大概就来了四个人你们知道吗,特别安静。这也太吓人了。”

三月十九号傍晚,加州州长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居民必须待在家中、无重要事宜不得外出,命令即时生效。当晚,在圣迭戈办公室的合伙人发邮件宣布所有加州员工强制在家工作;在其他州的员工仍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去公司,但强烈推荐所有人在家工作。大概对于领导而言,“强制”这样的词语是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更多时候他们要尊重、保护员工的意愿和自由。

虽然州长命令“全员在家”,但这个命令并不等于禁足,人们有重要事项要办时依然可以出门。于是到了周六,一大片美国人都出门放风了,据说去海边聚集晒太阳的人比平时还要多。我打开Instagram,发现Jenalla还有其他几个同事也都分别出门远足或者冲浪去了。他们的照片里阳光正好,碧空如洗,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配文全部都没有涉及到关于病毒的一丝一毫。

我看看卧室窗外那片小小的天空,默默感叹着他们怎么还是到处乱跑呢。

大约是周六出门的人太多,周日一早政府就宣布关闭所有公园和海滩。警察们立即出动去公园劝那些准备在大自然里享受一整天的人回家,顺便堵着公园的门不让后来的游客进入。傍晚时,新闻报出圣迭戈当日新增确诊病例46例,已经算是历史新高,但和纽约日增几千例的数字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嘿,是谁得了新冠病毒?”

在家工作的第三周,我终于感到自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模式。每天吃完早饭就在电脑前工作、视频会议、电话讨论,在等公司比蜗牛还慢的服务器处理文件时顺便刷刷手机。由于可以很轻易地接触到电脑,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但同时也感觉自己闲暇的时间更多了。这倒也是一件怪事。

开始在家工作之后,日子变得有些不真实,不需要出门,日升日落都变成了阳台上逐渐迁移的阴影而已。每天都听得到窗外有鸟声啁啾,不远处的公路上车来车往,偶尔听得到隔壁楼传来孩子的哭声、狗吠声、练习小提琴的乐声、甚至是吵架声,是有人还在同我们一起生活的证据。

我在工作的时候点上一支香薰蜡烛,下班的时候再吹熄,算是分割“工作”与“个人”时间的小仪式。自己办公室的座位周围都是年轻的分析员,爱说爱闹,有时候无聊得像一群孩子。在家工作之后,我终于不用再被他们聒噪的讲话声打扰,但也错过了所有的玩笑和八卦。

新冠病毒刚在中国爆发的时候,那群男生拿病毒开过一阵子玩笑,之后有两三周的时间不再听他们提起。进入三月份,疫情在美国渐渐显露、股市一再熔断之后,我偶尔又可以从他们口中听到“Coronavirus”,只是戏谑的成分减少很多。毕竟现在病毒对他们而言,不再是遥远国度的新闻,而是已经渐渐开始在身边蔓延的真实存在。

唯一一个坚持拿病毒开玩笑的男生是Nick。办公室里有人打喷嚏被他听到,他都会隔空问:“嘿,是谁得了新冠病毒?”鲜少有人回应他,可是Nick乐此不疲,下次听到别人打喷嚏还是会喊差不多的内容。

每次他在我斜后方胡乱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莫名暴躁,想告诉他“安静!”如今在家,再也听不到Nick说那些没营养的话,世界终于清静了,可偶尔,也觉得有些清净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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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圣迭戈,我的美国同事如何对待蔓延的疫情|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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